当科学与政治议程及国家安全紧密交织时，有关研究的完整性、科学家的自主性，以及知识生产的本质都面临着深刻的质疑。长久以来，科学探索一直被视为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压力。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理想正面临着威胁，科学正在被积极地“武器化”，以达到各种目的，从国内政策操控到国际地缘政治竞争。
其中一个突出的趋势是政府机构和技术官僚对科学专业知识的工具化。报告强调，联邦科学监管机构正在被用来推进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没有必要的透明度或对民选官员或公众的问责。这不仅仅是解读数据的方式不同；它还包括积极塑造科学叙事以支持预先确定的结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教育部依赖来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可能存在偏见的报告来证明新规的正当性，从而绕过了旨在确保循证决策的既定制衡机制。这种趋势超出了特定机构的范围，人们对政治考量更广泛地侵入科学资助和研究优先事项表示担忧，这可能会扭曲研究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见证了联邦对科学资助的大幅扩张，最初被誉为进步，但现在正受到对其潜在不正当影响的审查。
科学的武器化不仅限于国内政策。一个显著而令人担忧的发展是人们对神经技术及其潜在军事应用的关注。美国指责中国积极开发“大脑控制武器”，并制裁了涉嫌参与此举的中国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尤其是在其针对维吾尔族人的使用方面。这超越了直接控制的范围，包括对脑机接口的研究，该接口能够预测甚至影响士兵的行为。“神经战争”的潜力——操纵认知过程以获取战略优势——不再局限于科幻小说领域，而正在成为一个切实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促使人们呼吁建立一个“神经盾”，以保护民主国家免受虚假信息的侵害，并保护“大脑资本”。此外，美国还在努力解决外国在其大学中的影响力问题，敦促对与被列入黑名单的实体的研究合作实施更严格的控制，并提高对可能受到外部利益损害的机构的问责制。关注点不仅仅是知识产权盗窃，还在于研究可能被转移用于敌对目的的可能性。
除了公开的军事应用之外，信息本身的操纵也构成了一种武器化的科学形式。虚假信息和认知战争的兴起，尤其是归因于中国等行为者的行为，需要对信息如何影响感知和决策有深刻的理解。对抗这一点需要一种基于证据的方法，侧重于理解使个人容易受到操纵的心理机制。信息的武器化延伸到社会正义领域，围绕平权行动和批判种族理论的辩论突出了研究如何被有选择地用于支持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即使是看似良性的领域，如标准化考试，也受到审查，有人指责取消考试要求的努力实际上是歧视的工具。对“科学”本身的定义也受到质疑，人们对研究的政治化以及公众对科学机构信任的侵蚀表示担忧。科比特报告明确地提到了“‘科学’的武器化”，突出了人们对科学主张日益增长的怀疑。
这些趋势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科学的信任的侵蚀削弱了其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关键挑战的能力。研究的政治化扼杀了创新，阻碍了对客观真理的追求。神经武器的开发引发了关于战争的未来和人类主体性本质的深刻伦理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种多方面的方法，包括提高科学资助的透明度，加强对外国影响的保护措施，对学术自由的重新承诺，以及对科学、技术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审查。认知安全的需求——理解和防御信息环境的操纵——至关重要。最终，维护科学的完整性需要对科学如何以及继续被武器化的方式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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